果然，摩菲定律，报社安排我去参与的活动，正是去艾滋罪犯集中关押处。上午8点半，在＜浙江日报＞社坐上中巴，我们一行十五、六人向城西出发。看守所三面环山，绿树掩荫，如果不是墙特别高，尤如招待所。

　　我们在干警带领下，经过一些手续，统一挂牌，统一着装，进了看守所的大铁门。同行的记者笑问大家：“以前来过吗？”我笑说“没机会。”另一个读者回答“没人给机会，没有什么亲戚之类的人在这里出入。”“自己给自己机会啊，――――――”大家都笑起来，大铁门带来的压力，消释了不少。

　　对艾滋犯罪人员进行制裁和审理，浙江是走在全国最前面的。到目前，全国许多地方仍没有建立起有针对性设施的专门的看守所。犯罪嫌疑人被抓，一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就放了。一抓一放，壮了对方的胆，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社会对艾滋病人员的恐慌在经过国家这几年的努力，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涉及到具体的直接面对，仍然困难重重。即使象看守所这样的国家机构，甚至公安厅这样的后台，罪犯发了病，仍然送不进医院。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曾经有一犯人得了急性阑尾炎，看守所要动用到市公安厅、市委，最后省公安厅长、省司法厅长、市公安局长亲自到现场，前后经过12小时，医院才接收这个特殊的病人。医院这样有专业知识、专业设施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态度，你让我们这些民众怎么不恐慌？我们要怎样去营造出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让艾滋病人能以正常的谋生方法来延续生命，而不至于走进看守所？

　　一线干警，真的令人钦佩。不是工作强度，也不是病毒通常的传播途径，而是社会环境压力、家人担扰、一线的孤军奋战，以及这些罪犯可能的蓄意加害。

　　走到专门的看守处，就看到门口那个鲜红的彩结和“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宣传画。这里上下两层共有十六个监室，目前关押着七、八个罪犯。也有判了死罪的重刑犯，主要是因为贩毒。监室每间大约有二十多平米，一个通间和一个卫生间，犯人们可以隔着装了玻璃和铁栅栏的大窗看电视，一间一个。我们进去时，看到各间的犯人盘腿而坐，静静地在看各自的节目。他们中有很年轻的，83年出生,也有大专生。只有一个犯人瘦骨嶙峋，躺在被窝里，后来知道他正发病。监室后面是一间间的天井，也有二十多平方，用铁网围住，狱警告诉我们，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监室十分干净，“他们不用干活，唯一的工作就是搞好个人卫生。”他们产生的污水及生活垃圾，由杭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处理。

　　没有见到女性艾滋犯人。隔壁一幢普通监室，有几个身穿囚衣的女性在和一个女狱警聊天，表情轻松。

　　我们提出想和其中的罪犯聊聊，干警们考虑后，提出一个罪犯。我们就在监室外的葡萄架下随意围成一圈。犯人叫“阿托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面色很白，显然是久没晒到太阳。他很习惯地蹲下，干警让他坐，他就坐到了花坛低矮的护坎上，干警给他一张小凳，并让他取下口罩，他很拘谨并有些惘然地看我们。看到一个一点尊严都没有的人坐在面前，我们一下子不知该从何聊起。还是干警，自如地说起他的经历，并让他呼应着打开话匣。他是新疆乌鲁木齐人，早年开饭店，也曾攒下几十万家产，后来因为吸毒，不但吸光家产，还感染了艾滋病。一个弟弟，还因为吸毒，死在福建街头。“他很壮，比我壮，还练过武。”阿托木比划着弟弟的个头，一摊手“死了。”

　　我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也在新疆开过餐馆，后来在杭州开新疆风味餐厅的黄姓女老板，他说：“认识，她开在新疆的餐馆就在我家边上。她很好，很辛苦。那个饭店很大。”那个黄姓女老板是我的姑婆，她现在将店开在庆春路的三瑞大厦，叫新疆津星风味餐馆。

　　他说，开始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厉害。他没说出毒品的名称，显然回避着什么。他那时又有一点钱，加上“乌鲁木齐吸毒的比杭州多很多”，吸上了，一个月后，上了瘾，后来就得了病。“他打静脉针的本领，比护士还好。”听干警这么说，他不好意思地点着头，伸出手让我们看他的静脉。干警指着这些静脉说:"他身上已没有多少静脉是通的了，看得见的，都让他打光了。头上还有几条可能是通的，因为看不见。”

　　太太没有因为他吸毒、得病和他离婚，两个女儿，一个在日本学舞蹈，一个也已读初中，“她们不知道，和她们说话，站得远远的。”“太太有没有被感染？”他神情十分暗淡“不知道。”说到这些时，能看到他眼里的泪影。“出去不吸了，这次出去不吸了”他几次反复说着这句话。最担心是家里知道他被关在这里。这次入监是因为偷窃未遂。从上海避风来到杭州，没钱吸毒，就出手偷人手机，结果被擒。认罪态度较好，被轻判七个月监禁，刑期已过一半。

　　“出去后有没有想过干什么？”“跟着弟弟做点生意。”“人家知道了，会不会影响生意？”他摇头，木然。不知道是不会影响生意，还是不知道会不会，或者是不会让人家知道他有这个病，更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他弟弟会不会接纳他。眼里没有半点神采。

　　来的读者中有一个来自药厂，并生产防艾药品。他说，现在药品都已和世界同步，有一种药，一年只要两万元，每年坚持，可以保证不会发作。“只要是正规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药。”“可是，阿托木，象你们这样的，会不会自己到医院去看这个病？”我怀疑。果然不会，“只会去买注射器。对不对？”干警接口道。

　　他们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比干警都清楚，但他们对艾滋病的治愈根本没有信心，如何防止发作，也是知之不多，再说但凡有那个钱，早拿去买了毒品。甚至还有一种侥幸，认为吸毒可以以毒攻毒，扼制艾滋病毒。就这样破罐子很快摔破。

　　结束时，我伸出手，作为平等的生命，握住了阿托木的手。显然他很高兴，“这个不会――”他安慰我。大家全静静地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

　　我只希望能给他们尽可能的空间，让他们能有机会回到正常，生活的和生命的。不能用正常的劳作来保证生活，就不可能让生命恢复正常，他们就只能用非正常的手段来谋生，那些手段都会威胁到整个社会。对于法律，他们是罪犯；对于疾病，他们是不幸者；对于生命，我们是平等的。我只是希望我、我的女儿、我周遭的亲人能平安愉快地享受生活和生命。

实习编辑：陈超